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人民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吴亚雄 实习生邱世杰)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座谈会暨新书发布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六十多位作家、诗歌评论家、文化学者及媒体代表出席会议。

林双川系新华社《半月谈》原主编,目前在中国雄安官网担任编委、顾问。《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是林双川深入雄安一年多体验生活过程中创作的诗集,共收录诗歌100余首,该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就诗歌如何“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展开热烈讨论。

出版座谈会现场(刘向阳 摄)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书面发言:“新时代呼唤文化工作者抒写新史诗,这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也是创作的方向。雄安故事也是中国故事,林双川深入雄安新区,写出一批反映雄安风貌、建设者、三县老百姓投身新区建设情怀的诗歌,值得肯定。”

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诗歌网顾问、《中华辞赋》总编辑闵凡路认为:“书写时代精神,讴歌人民创造,是当代诗人的历史使命。林双川的雄安诗即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是新华社记者,又是诗人,兼具记者眼光和诗人情怀。他的诗有激情,有韵味,有时代感,有烟火味,因而受到雄安人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好评。”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学与出版管理部主任、原《诗刊》编辑部主任杨志学认为:“作为第一部有关雄安新区的诗集是有划时代开创意义的。从诗歌史的角度,林双川的诗歌是对新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好传承和发扬光大,尤其对郭小川的抒情风格有很好的传承,讲究诗歌的音乐性和诵读性;从诗的风格看,林双川的诗属于雄放奔放的,用它来表达雄安非常合拍,如《中国,有个地方叫雄安》,既雄壮也优美,讲究古典诗歌的起承转合;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看,林双川的诗歌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强音,他的诗歌属于这个时代,把握了这个时代的脉动。他的诗歌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未来。”

林双川在座谈会上分享他的诗歌创作体会。一些与会嘉宾以及北京诗歌爱好者还朗诵了《中国,有个地方叫雄安》《雄安,请记住这个秋天》等诗歌作品。   

此外,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王树成;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解国记;《半月谈》常务副总编辑王运才;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中国作协会员、安新县作协主席阿民;中国微电影大典组委会副主席、著名词作家李勤等嘉宾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

作者简介:

林双川,中国雄安官网编委、顾问。福建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记者,高级编辑,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半月谈》主编等。


“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开幕

  12月1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华炎黄书画院等承办的“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 开幕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京济两地书画家、艺术评论家及社会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展出的123幅作品集中展示了赵学伦近年来的艺术追求与探索精神,也展示了这位来自孔孟之乡在京艺术家的执着与情怀。我们不仅能看到祖国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自然圣境,也能看到画家本人的才情性貌,而这一切都透过笔墨表现得完美统一。无论是丈二巨幅山水,还是精致小画,抑或书法楹联、写生手稿,都给人以酣畅淋漓、挥洒自如的视觉享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济宁,素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著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著名的“东方圣地”。这里是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著名的汉碑、汉画集中地,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汉涛称赞,赵学伦是位从家乡走出来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多年来,他不忘初心,不断为家乡济宁建设“文化名城”贡献自己的才智,还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团队。“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是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70周年献礼,同时也是孔子家乡山东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题体现。

  赵学伦早年拜书法名家为师,为求书画艺术的真谛,杖笈北上,遍求名校。赵学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方向,纵览古今,横越山川,遍行南北,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汲取养料,把前人绘画中的精髓找准了,嚼透了,然后才去创作。他放任心灵,在诗文与画作中行走,释放着根深蒂固的性格与豪情。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现场观览后给予高度评价:山东作为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底蕴深厚,从学伦先生的画作中能够看得出,其意境、风格是从学养中来,书法的功底涵养了线条的飘逸,学养的丰厚支撑了写意精神的张扬,他从宋元中汲取传统,从近代大家黄宾虹先生的画风中汲取灵感,从常年的写生中舒展才情,再加上多年的教学相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记者李慧)


“2019行走黄河”:毛楼村,避水连台连接三代村官悲欢

“百年一改道”的黄河,下游河道摇摆不定,曾有过三次较大变迁。北宋之前,黄河和如今一样,流入渤海,路线虽不叠加,但方向一致。南宋至明清路线曾决溢南移,汇入黄海,甚至曾霸道地夺淮夺泗。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路线改为东北方向,至此,黄河的路径基本延续到现在。

从地图上看,黄河按照东北方向一路向渤海流去,但放大地图,却能看到河道呈齿轮状,东奔西突来回打滚。为了约束这条悬河,大堤也越修越宽,大堤内要给黄河留道,也给人留了过日子的滩区。

黄河滩区人多地少,虽然黄河就在枕边来回摆动,时时受淹,但耐不住这里有地种,有饭吃,滩区人民在这里一生活就是一百多年。

12月2日,采访团到毛楼村已是傍晚。图为夕阳下的险工地段,已成黄河湿地风景区,这是毛楼村建的听涛观澜亭。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90多岁“第一代”村官,打赢了解放战争,“治水,还得靠人家年轻人”

一百年,三代人。与山东接壤的河南范县辛庄乡毛楼村,这里有着三代“村官”,带领村民在黄河边生活,为了和黄河“和平相处”,都竭尽全力,因时代不同而悲欢迥异。

今年已经90多岁的赵俊梅老人,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老村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支前。在毛楼村,打听到她还健在,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十分惊喜,辗转从她儿子家找到邻村,终于在她女儿家找到老人。在黑暗中倚靠床头的她,思路还很清晰,还关心记者晚上住哪里,路好不好走……

人民日报行走黄河记者重逢20年前采访过的赵俊梅老人。

20年前人民日报社行走黄河采访组到毛楼村,就采访过这位老人。当年的报道写道:

1958年大洪水来时,恰是她生孩子第三天,水淹至床上,她抱着孩子涉水走避,结果孩子受了风,过了两天就死了,她也落下了关节炎。她惭愧地反复说:“我们没用,啥也没干好,治不住水,还得靠人家年轻人。我这么大岁数,年年搬家逃水……

《毛楼村志》中也有记载:“1958年,黄河花园口出现了22300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峰,毛楼村成为受灾地之一。当时毛楼村滩区水深4米,村内80%农户房屋倒塌。庄稼全部绝收。”1962年又一场洪水袭来,百姓择地搬迁,先后成了六个自然村。有民谣:“大毛楼,小毛楼,哩哩啦啦六毛楼。”道出了当时毛楼村支离破碎的景象。

20年前,人民日报采访组来到毛楼村时,70多岁的赵俊梅还很健谈,喃喃着说出许多中央领导的名字,让记者回北京给“带个好”。村民在侧忍笑说:“这些人是她在北京的老战友,都成了‘大干部’。当年部队上要带她走,她舍不下家,就安安心心地终生务农了。”她拉着记者不停地说:“治水还得要靠年轻人,这回踏实了,不用年年逃水,能死在自己家里了!”

赵俊梅的女儿一路送记者到门口。 “行走黄河”采访组 黄伟 摄

当年让赵俊梅感到可以“踏实死在家里”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有名的“避水连台”——听起来像某个武侠小说里的神功,那时的避水连台确实是一项神奇的创举。

75岁第二代村官,带着村民建“避水连台”,再也不用逃水了

75岁的老支书刘训江如今背着个“话匣子”扩音器,常常向人讲述毛楼村和黄河水的悲欢故事。筑避水连台,便是在他主政毛楼村时。当初“哩哩啦啦”的“六毛村”,戴上了“三靠”的帽子: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黄河水冲毁了大部分农田,人均只有半亩地,苦日子就像这滔滔的黄河水,没有尽头。

背着“话匣子”的刘训江,就爱和人聊避水连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1985年,为了让村民能多点地耕种,能人刘训江灵机一动,从县河务局借来一条吸泥船,从黄河里抽水到滩地上,淤出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水流走,把村南边的沼泽全部淤为平地,这样淤出了89亩滩地,复耕为田。

原是为了淤出新田想出的办法,后来发现新田可以将从前的孤立滩区的各个村组连成一片,抵御洪水。

河南河道宽,滩区广大,农民不愿离开河滩,各村组、甚至各户垫高宅基,称避水台。但孤台根本挡不住洪水。刘训江他们便有了“避水连台”的想法——从黄河主干道里抽出泥沙,淤积垫高靠近黄河的部分旧村址,填平户与户之间的坑坑洼洼,建一个超越黄河最高水位2米的连村台,使六个“小毛楼”村组连为一体。

刘训江四方奔走筹措到资金,1993年开干,1996年毛楼村终于建成一座50亩、高出地面5米的避水连台。1996年8月就来了场大洪水,别的孤台村落都被淹了,毛楼村的避水连台毫发未损。后来山东也纷纷效法。

当然,避水连台也有利有弊,水利专家就担心会挤占河道,加大行洪压力。但目前这还是很多滩区百姓安身立命之所。

51岁的第三代村官,操心的是“毛楼景区”能吸引多少游客

今天(12月2日),我们还遇到了毛楼村现任村支书、51岁的王振灼。一场采访,连接了三代村官。

眼下,王振灼和毛楼村的2063人在避水连台上“生活得好着咧”。

王振灼和他承包种植的苹果。王振灼供图

王振灼的个人生活也因为避水连台发生了转机。搬上连台前,村里穷,分粮食都不用称,一人一个茶缸舀一下就分完了。更郁闷的是,因为穷,说不上媳妇,王振灼26岁了都还没结婚,后来搬上连台后也说上媳妇了,“只能找丑媳妇呗。能有个媳妇就不错了。”王振灼的贫嘴,引得大家大笑。因此,当时也有个俗语:“宁往西搬一千(里),也不往东搬一砖。”因为东边就是黄河。

当年说不上媳妇的“六毛村”,已换了天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这些年,毛楼村的避水连台没发生大的变化,但黄河的防汛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范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黄委会实行调水调沙前,黄河主干道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时,黄河就漫滩了,王振灼也说,“以前几乎每年都上水(漫滩)”,现在,流量达到4500到6000立方米每秒时,黄河水都出不了主槽,也威胁不到滩区的避水连台。

除了调水调沙,险工和控导也是两大功臣。控导工程筑在滩里面,用来控制河势、保护滩区,防止黄河横流。在范县这一段,水势达到5000立方米每秒时可撤守;险工则建造在大堤上,用来保护大堤、严防死守,几乎是滩区居民最后一道防线。

避水连台上的村民家,大门口距离河水直线距离只有四五十米,高低落差一两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不怕黄河水势漫涨上来时直接冲进家门吗?

由于黄河东西滚动,原先大堤两侧逐渐被黄河水掏空,变成一个洼地,县河务局进行的淤背工程,和1985年实行的淤地复耕异曲同工,都是从主河槽中抽调黄河水,将掏空的洼地填平,因此新获了更多土地,如今都种上了红叶石楠,可以护堤,又有很高的经济效益。由于整体地势变平稳,虽然大堤库容小了,但黄河通过起来变得顺畅。

一群麻雀飞过静谧的乡村。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黄伟 摄

和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乡土中国村落一样,毛楼村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走在村子里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王振灼说,村子里的年轻人农忙时都会回来帮忙,农闲则出去打工。有很多土地闲置了下来,他便组织村民发展集体经济,拿出1000亩土地流转承包出去,800亩种苹果,200亩种上了草莓。村子里的人均收入也达到了17000元。

现在,王振灼不担心自己的儿子说不上媳妇,他操心的是,怎么能为毛楼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量——这里已经是范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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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口到安澜:一部武陟志,半部治黄史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 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这副出自清康熙皇帝的对联,采访组曾经多次在“行走黄河”途中听人提及,颇有些触目惊心,一语道破河运与国运的关系。11月28日,记者在黄河北岸的焦作市武陟县,见到了这副悬挂在嘉应观的对联“真身”。

从这里望向南岸,便是郑州桃花峪——万里黄河的中下游分界处,也是近八百里悬河的起点。黄河从此摆脱最后一处山地的束缚,开始在广袤平原地带“流窜”,“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南下北上,夺淮夺泗,历史上黄河决口超过1590次,改道26次。

武陟人频频念叨,“一部武陟志,半部治黄史”。

武陟县历史上饱受黄河水患。据粗略统计,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口有115次发生在武陟境内。

嘉应观,是一座“镇压”黄龙的皇家“龙王庙”。它坐落在武陟县城东南13公里处,气势宏伟、庄严神秘,静静矗立了将近300年,从清代的手足无措,到新中国的安澜之举,见证着治黄的败与成……

清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武陟县境内,黄河四处决口。洪水淹没新乡、彰德(今安阳)、卫辉,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畿津门,危害华北,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雍正继位前就曾亲临此地参加固堤,继位后,武陟决口堵复。虽库银有限,但为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雍正仍不惜斥巨资建造了嘉应观,并赐御制匾额。

此后,清代治理黄河的最高指挥机构——河道衙署,便坐落在了嘉应观。如今,这处仿北京故宫建造,集宫、庙、衙署三体合一的建筑群,居全国现存诸河神庙之冠。

走进嘉应观,酷似皇冠的御碑亭分外醒目,透着皇家气息。

嘉应观御碑亭。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亭内,雍正御笔书丹的三龙绕御制铁胎铜面碑,有雍正书、文、印的真迹,是反映清代治理黄河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铜碑两侧面各有一裂缝,从而窥见这碑的外面包的是铜,里面却是铁胎。据嘉应观景区管理局党支部书记翟嵩峰介绍,铜和铁熔点不同,凝固点不同,现代技术都不易合铸。

三龙绕御制铁胎铜面碑,一条怒目圆睁的龙被镇在碑下。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观中还有一处“无尘殿”,让人惊奇。工作人员介绍,1723年至今,近三百年中大殿内从不用打扫,不沾灰尘,不结蛛网,少有飞鸟。原来,“大殿顶棚彩绘全部绘制于香樟木之上,这种木头本身会散发奇特的香味,飞鸟和蜘蛛对这种香味十分敏感而不敢靠近。而不沾灰尘的缘故至今仍是个谜,令人无法破解。”

为治河而修,自然少不得要敬大禹——禹王阁。从此阁的西侧,一条小路通向一座清幽院落,那就是现代“禹王”的出没之所了——南北相对两排房舍,苏联建筑风格:大窗宽敞明亮,屋顶有山窗通风。

此院建于1950年,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治理黄河指挥部旧址。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首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苏联专家布可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冯景兰,都曾在这个小院落里商讨指挥治黄方略。

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办公室旧址。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离嘉应观不远,就是毛泽东亲临过的引黄所用的人民胜利渠——1951年3月开工修建,1952年4月举行开闸放水典礼,同年10月31日,毛主席亲临灌区考察,并亲手摇开了渠首一孔闸门,滔滔黄河水奔流入总干渠。

如今,这座揭开利用黄河下游水资源序幕的大型引黄灌溉工程,仍在默默奉献。

在武陟县的走访,果然像是匆匆翻阅了“半部治黄史”……

人民胜利渠渠首闸。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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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行走黄河”:手握黄河泥,丹炻匠人底气十足

黄河从南北走向的秦晋大峡谷穿流而来,在风陵渡右拐,汇入一片丘陵地带,穿过伊洛平原这条走廊,终于要和黄土高原作别,进入华北平原了。

黄河中下游分界点——桃花峪。“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位于郑州西北方向的桃花峪是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分界点。站在邙山的尾巴上远眺黄河,虽是一马平川,但却对它的前路有些担忧,从脚下往前便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进入平原后,落差变小,泥沙常年堆积,河床不断抬高,尤其是下游一百公里处的开封市,黄河比地面高出了二十多米。

一路上,提到黄河的泥沙,采访的气氛就变得沉重。尤其是在河南,一名河南省发改委的干部曾说,历史上河南曾多次受灾,老百姓提到黄河都有心理阴影了。但是在桃花峪下游30公里处,黄河边有个固城村,村里有个老爷子叫赵承祥,提到黄河、看到黄河泥却是满心的欢喜,原来,他有门家传的手艺,就是用这黄河泥做丹炻。

丹炻是什么?其实丹炻也是一种古陶技艺,因为特殊的制作工艺,使它看起来亦陶亦瓷,如铁之质,似玉之润。它由何人所创、源于何时,在固城已无史可确证,在这一带,目前只有赵承祥一人在做。现在丹炻是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承祥自己制作和日常使用的茶杯。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前磊摄

“大师”住在一处过渡房内。同行的郑州市惠济区文化馆馆长李青告诉记者,赵承祥原先有一处一亩二分地的作坊被拆除了,现在他和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过渡区的3间房里。

房门口是刚从黄河边运回来的制作丹炻的原材料。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进门第一间是他的接待室,一张茶桌一字排开丹炻工艺制成的一应茶具。四五台柜子里摆满了小物件儿,都是赵承祥精挑细选的得意之作。供人站立的空间有限,采访组一行到来后,甚至都有些站不开了。

柜子上摆满了赵承祥制作的成品和半成品。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前磊摄

赵承祥日常工作案板。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以往赵家的丹炻工艺都是口口相传,师徒、父子间手把手教。赵承祥试着把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并取名《丹炻录》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季觉苏摄

架上拍摄机器、带上话筒,赵承祥正襟危坐,有些紧张地开始自报家门。采访进行了几分钟后,他连连摆手,“哎呀不行不行,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只会做,不会说。”

面对镜头的赵承祥有些拘谨,生怕说得不准确,还拿出了日常记录的笔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季觉苏摄

采访至一半,赵承祥便脱掉外套,撸起袖子,把我们引到第二间屋子,现场给我们展示制作丹炻的过程。

“行动派”赵承祥在屋子角落阴凉处掀开一层蒙布,就像揉完了面需要醒一下,蒙布下面是一堆正在“睡觉”的黄河泥土。

赵承祥切下了一块泥土,按一按软硬,拈一拈湿润度,说,“可以”,便在旁边的“砧板”上开始“揉面”。对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外行人来说,那情形和揉面没什么两样,揉搓两下还会撒点干泥粉,让泥团表面没那么湿润。

“只要手摸上泥土,心里就有底了。” 开始干活的赵承祥变得乐呵呵。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取出适量一小团泥,赵承祥就在转盘上开始“炫技”,从茶壶到茶杯、从小碗到碟子、从翻口到收口,全在赵承祥手掌之间,变化之快就和变魔术一样。

赵承祥手底下的花样就像变魔术一样层出不穷。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几套流程下来,赵承祥已是满头大汗。这些只是丹炻技术的皮毛,对于赵承祥来说,是童子功。赵承祥祖上是这一带有名的丹炻匠人世家,从记事起,他就跟随父亲“玩”泥,对每块泥做什么用,拿手一摸就知道。

赵承祥“吃饭”的工具。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赵承祥30岁接过“家族企业”的接力棒后,开始带领匠工们,对传统的丹炻技术进行改造,调配烧制泥料。窑变技术是制作工艺的关键,赵承祥把固城窑的内部结构在传统的柴窑基础上作了改造,提高了窑变的可控性。烧制出来的作品具有金属、油脂的光泽。

现在赵承祥最发愁的是他的那些宝贝们没有好的储存空间。“丹炻对于储存空间的温度、湿度、光照都有特殊要求,现在这个临时居所还达不到。”赵承祥说,接下来他要赶紧给他的作坊找个新地方。

传统技艺常常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令赵承祥欣慰的是,他儿子两年前辞去了汽修工的工作,回到家和他一起学丹炻工艺:“他现在盘打、拉坯、打磨、抛光做得还行,唯独窑变还差着远咧。”老爷子笑着说。

老爷子说什么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只说自己的几个兄弟都已经“挂在墙上了”。老爷子说,不去想着生命这些事,一心只想着把丹炻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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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行走黄河”:探秘,吉县苹果的突围密码

“观壶口瀑布,品吉县苹果。”

过壶口,出陕入晋,不时出现的广告词分外显眼;车行乡间,路边的苹果树渐次延展;县城街头,苹果经销商、收购站、加工厂不断出现。

这一切,仿佛在无声倾诉:这是一个苹果城。

没错,这里就是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荣获过“中国苹果之乡”等多项殊荣,全县经济发展指标中苹果产业达到“六个80%”以上的山西吉县。

从早期的“吃个果子得‘进口’”到现在产品出口欧美、走向世界,年均产值达到10亿元,30多年间,吉县苹果已发生巨变。

奥秘何在?

行走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行走黄河采访组在寻找答案。而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吉县苹果的突围密码已逐渐明晰:一张30年的果业蓝图徐徐展开,一竿子插到底的技术服务体系呈现眼前,一个全产业链条愈发清晰……

一张蓝图绘到底:认准的就得坚持!

见到陈万森,是在他东城乡社堤村的家中。

这个52岁的山西汉子如今一人在家种着果树,两个孩子都已结婚在城里安了家,老伴也被接去长期照顾孙子。

虽是家里唯一留守的那一个,老陈却是干劲十足,愣是一个人把8亩多果园管护得井井有条,“除去化肥、季节性请工等各项支出,一年能落下净利润4万多元”。作为村里最早享受苹果红利的那批人,老陈对苹果饱含深情:“要不是一个人实在忙不开,还真想再多种些苹果树。”

可在1999年开始种苹果树时,老陈承受的压力可不少,连参过军、见多识广的老父亲也坚决不同意种树,要求把土地各分一半。

当时,县里在村里推广种果树,免费发放苹果苗,干部包村包点监督,要求路边150米范围内必须栽上,如果村民不愿意,可以把地换到别处。可有些村民既不愿意换地也不愿意种树。

“地里种上苹果树,我们吃什么?”不少人担心。担忧情有可原:当时,苹果树对大多数村民来说,还是新生事物,挂果至少需要三五年,市场前景也不确定……

村民们进行着“暗战”:白上栽树,晚上拔苗;把果园里种上玉米、小麦,犁地时故意把果苗犁掉……

“政府推广肯定没错”,老陈却很是坚决,除了150米以内的地,还把150米外的地栽上了苹果树。

“如果错了咋办?”记者问。

“大家发财我发财,大家咋样我咋样,实在不成就把果子给孩子吃呗。”老陈风轻云淡。

现实没让老陈失望。没过几年,果树开始挂果,一棵树的收入等于一亩地的小麦。

收入就是风向标。村民们开始在自家地上种起了苹果苗。而在几年前,陈万森在果园里间种花生绿豆等作物,还不断有人跑来笑话:“这也是种庄稼”?此后,再没上演。有的村民还跑过来向老陈取了起种树经。

像这样的故事,曾在吉县多个乡镇上演。

吉县东城乡社堤村的一处新型苹果品种试验园。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几十年如一日,县里大面积推广苹果的底气何来?

底气源于实践:早在1959年,吉县就开始了引进试点阶段,在原县办红旗林场(现中垛乡马莲滩村)创建了100亩苹果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陆续在现柏山寺乡、中垛乡、吉昌镇等地创办果园,获得成功。上世纪八十年代,县里到山东、陕西洛川等苹果产区考察调研,进一步了解了市场,明确了自身优势。1992年,吉县苹果获得“中国农博会苹果类唯一金奖”,县里信心更足。

理论更是提供了助力。吉县县委书记崔绍民介绍,吉县是国家农业部果树专家评定的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种植苹果拥有“六个最适宜”:36度的纬度带;1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深厚的黄土土壤;10度左右的温差;2400余小时的光照时数;全年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六个最适宜”成就吉县苹果好看、好吃、好存“三好”特点。这里,具备苹果生长的优良先天条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苹果种植以来,30多年间,吉县历任县委、县政府谋定“大栽苹果树”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三级跳”。

推广吉县苹果,县里领导几乎全是宣传员。山西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毛益民曾任吉县县委书记多年。在不同场合,毛益民曾滔滔不绝讲述他的四个苹果理论:改变世界有四个苹果,亚当、夏娃的苹果创造了人类,牛顿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第四个苹果就是我们吉县的苹果,其以富含人体所需的7种氨基酸,为人们带来健康、带来幸福!这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让很多人一下子记住了吉县苹果,销售市场也不断打开。

技术服务管到底:种树就得标准化、精细化!

种了20年的果树,陈万森最近却还“报了个班”,参加了县果业中心组织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平淡无奇:冬季果树如何施肥、剪枝等!

“你都种了20年了,还不会这个?”记者不解。

“种苹果学问可大着呢!”陈万森正襟危坐,“苹果树随着树龄增长,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苹果幼树时,不会存在通风采光等问题;等果树长大了,树木会变密,如何修剪就得不断学习!”

吉县果业中心主任丁宏说,老树的管理涉及三个办法:仅仅是枝条太密,修剪即可;仅剩根系可用,就得移植新的枝条;如果根系都已损坏,就只能挖掉重栽。“另外,树木一年四季的管理都不一样!”

看来,不学还真是不行!

“县里成立了果树研究所,专门指导种植技术,每个乡都有技术站长,每个行政村有三个以上的技术员。”丁宏解释道,县里每年都会对技术员做针对性培训,技术员则直接给果农服务。老陈便是技术员之一,而他们的报酬全由县里负责,果农不用付费。

为了保证技术站长等不断保持在技术前沿,吉县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办起了短期培训。“每年两期,每期十天,每组60人,让技术站长等接受培训,技术站长培训归来再培训果农。”丁宏说。

果树研究所也有一批专家,西北农大、山西农大、河北农大等校的多名教授都是县里的顾问。如今,在吉县,“1个专家库,8个技术组,80个指导队”的技术指导体系已然成型。

吉县近年来还制定了《苹果标准化管理规程》《吉县苹果地方标准》,从疏花、疏果、套袋、施肥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理。果业中心先后制定《吉县精品苹果生产管理年历》《吉县苹果标准生产技术手册》等,吉县苹果,正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有机化迈进。

价值链在延伸:应对同品竞争,不断走向产业化、园区化!

洗净、烘干,一颗颗苹果进入传输带,走上分拣线,时隔几秒,一台全自动选果机已掌握清楚苹果的色泽、糖度、内部有无破损、大小等指标,决定了它的去向。“色泽、糖度不达标、内部有破损的进入最末端等待处理,合格的再按大小区分,传至不同区域,由工人们装箱贴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是吉县超正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苹果自动化选果及生产车间,整个生产线耗费300多万元,仅选果机就花费了小80万,主要用于生产向泰国出口的苹果。

工作人员正在装箱准备出口的苹果。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2012年9月,超正果业与泰国成功进出口公司签订了1000吨苹果的出口订单。2012年11月,首批3888件、63吨苹果通过三个海运集装箱出口泰国。自此,吉县彻底摆脱了依靠外地出口公司出口的历史,在产业突围中不断向前。

如今,吉县苹果除了挺进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广西、福建等国内一线城市果品市场,已开始出口到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

我国苹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已达世界一半左右,山东、陕西、甘肃等地也在积极发展苹果产业。

同品竞争,如何领先?吉县早就谋划在前。

为了便于果商采购,在政府扶持下,40家果库已经建立,年贮藏能力达到15万吨,实现了季产年销、均衡上市。“现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外地果商收完苹果,就把果子存在我们果库,需要时再随时发货。”丁宏介绍,每斤苹果果商只需缴纳二毛五即可,可一直存放至第二年的8月。这既为果商减少了在销售地建库的投资成本,也为吉县本地带来了不少收入。仅库费一项,每年可达七千万元。

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产业现状和生态环境条件,吉县规划还创建了以“一核、两线、三区”为发展重点的现代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目前园区内拥有果品深加工企业两个,年产量6500吨,年销售额5000万元;果品包装企业15个,年销售额3500万元。苹果产业生产有基地、加工有企业、营销有渠道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带动餐饮、运输、信息包装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九万农民谋一果,七十二行兴一业”的喜人局面。

吉县县长赵松强介绍,如今,全县苹果产业已实现了“五个80%”以上——80%以上的耕地种植的是苹果,80%以上的行政村是苹果专业村,80%以上的农民从事的是与苹果相关的产业,80%以上的农民收入来自于苹果,80%以上的贫困户依靠苹果实现了脱贫。

苹果产业,已成为吉县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农民的致富产业、支撑产业。

展望未来,崔绍民充满期待:“我们将在四个统一上持续发力,统一工厂、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宣传,让吉县苹果更好助推全县人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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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行走黄河”:三门峡和白天鹅有个约会

11月27日,挥手告别陕西,我们进入了“河南的西大门”三门峡——一个被母亲河环抱在臂弯中的城市。

磅礴奔涌的黄河,在豫晋陕交界处转了个大弯后,被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拦腰截下。三门峡大坝也因此成为“黄河明珠”的一张闪亮名片。不过,近年来,三门峡又多了一张新名片——白天鹅。一进入三门峡,当地人就热情地向我们推荐白天鹅,说这里的白天鹅数量最多、最具有观赏性。抑制不住好奇之心,28号一大早,迎着晨光,我们便踏上了寻访天鹅之路。

车行没多久,就听到司机师傅说,到了。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并没有一眼看到天鹅的身影。不过,一推开车门,天鹅此起彼伏的叫声就传了过来,真可谓“未见其形,先闻其声”。而再向前走几步,天鹅湖湿地公园的全貌就跃入了眼帘,因为是阴天,一眼望去,整个湿地颇有几分草木苍黄、白雾迷离的意境,而一群群或走、或卧、或飞、或游的白天鹅,好似形成一条条白色的绸带,将草木、碧水点缀得明亮而有生机。再仔细看去,这些天鹅有的在岸边觅食,有的在水上拍翅,还有的在温情脉脉地交颈摩擦,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天鹅悠闲觅食。“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霍亚平摄

“天鹅喜欢浅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滩涂地、湿地,有了这个湿地环境后,天鹅才到这里越冬。”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高如意给我们介绍,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天鹅就开始逐渐飞来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而据高如意说,他们曾对飞来越冬的天鹅进行过检测分析,发现它们的免疫水平非常低下,已经处于临界点,急需补充大量食物来保持体力。而三门峡的滩涂、湿地,为越冬的天鹅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他指着眼前的的湿地告诉记者,现在是冬天,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荒滩,但其实这里都是草地,草叶、草茎、草根,都是天鹅的食物。

据当地宣传干部介绍,就在我们采访组到的前一天,来越冬的天鹅已经达到了5999只,而这还不是最高峰,“最高峰的时候是在12月中旬到元月中旬”。如此多的天鹅汇聚于此,难怪“天鹅之城”的名号叫得越来越响。

天鹅排着队迈步前进。“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霍亚平摄

不过,来越冬的天鹅数量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眼前“天鹅弄趣,湿地流霞”的场景也是最近几年才形成的。“以前这里可不是这样,最早的时候,这里不是天鹅湖,而是一条臭水沟、乱石滩,生活污水都往这里面排,不要说让人来这里玩儿,就是路过都想快点走。”高如意介绍,为了保护天鹅的栖息地,三门峡下了不小工夫。比如,迁走了向天鹅湖排放污水的污水处理厂,定期把湖水全部放掉、清理淤泥等。此外,2017年,三门峡市还专门制定了《三门峡市白天鹅及其栖息地保护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白天鹅保驾护航。生态环境好不好,动物们最清楚。正是环境的不断改善,让这里成为了天鹅的理想栖息地。

当然,白天鹅越来越多,也离不开“人”的原因。在采访时,听到旁边的游客和友人说,最开始来的时候,还纳闷,这儿怎么有这么大个养鹅场,后来才知道是白天鹅。不过现在,这样的情形可能不会再发生了。“在大街上随便遇到一个人,都可以给你讲解一到两个天鹅的故事,”高如意对于这点非常自信。他还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2017年一位朋友来三门峡开会,就想到天鹅湖看一看,在路边很随意地问了一个人,去天鹅湖怎么走,那个人非常详细地给他指引路线,还介绍了天鹅相关的情况,而此时一位开车路过的人甚至主动邀请其搭乘,说路过天鹅湖,可以把他带过去。三门峡的人都把天鹅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让高如意的这位朋友感慨良久。其实,说到底,环境友好,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友好,“天鹅之城”之所以能够形成,还是因为这里的人把天鹅当朋友。

两只天鹅掠过天空。“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霍亚平摄

这次寻访天鹅之旅,除了欣赏到天鹅“眠沙卧水自成群”的丰姿,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冷知识”。高如意介绍,来黄河湿地越冬的主要是大天鹅,小天鹅比较少。不过,一眼望去,眼前的天鹅,大小之分似乎都不明显,那么,何为大天鹅?何为小天鹅?高如意解释,“大天鹅和小天鹅的区别,一般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用望远镜看,鼻子上有个黄斑,黄斑伸到鼻孔下的,叫大天鹅,不伸到鼻孔下的,叫小天鹅,不是指体量的大小”。黄斑小,叫小天鹅,黄斑大,叫大天鹅,呵,原来如此!

赏毕天鹅,当我们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时,突然一小队白天鹅振翮高飞,从空中掠过,大家立马停下脚步,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屏息凝神的模样着实可爱。此时,如果旁边有人用镜头定格下这个瞬间,人、鸟、河,和谐相处,相映成趣,一定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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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助桂林智慧谷“智慧”升级

“针对园区内小微企业众多,资金薄弱、自我防范风险能力差的情况,我们以税企互动为轴心和纽带,通过举办专题税收政策座谈会等形式,让政策春风推进企业的发展和更多企业入驻。”桂林市叠彩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粟小群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税务部门不折不扣的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开展个性化服务,及时让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红利,减轻智慧谷园区企业的负担,获得了该园区企业家点赞。

“桂林智慧谷”是通过对废旧厂区进行升级改造建成的以“文化创意、科技孵化”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园。园区打造Loft式办公空间、互动体验街区以及艺术创意空间,融合了教育培训、孵化办公、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为一体,是桂林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退二进三”政策的示范性园区,更是文化交流增加就业发展和互联网经济的新地标。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是园区创新促发展的坚实后盾。”桂林智慧谷文创产业园·微企孵化器负责人杜江介绍道。作为面向小微型企业的创业孵化园区,2018年开园以来,桂林智慧谷汇集了各类初创型企业近90家,税费缴纳优惠政策是园区企业非常关注的问题。

“一年来,公司享受到了增值税、所得税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帮助我们减轻创业初期的艰难。”首批入驻园区的创业者黄新琳深有感触。

“我们是专注于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集设计、制作、安装为一体的全程服务公司。因为主要追求品质的卓越,所以前期投入较大,回报率较低,收益相对慢。今年以来,享受减免税近万元,虽然不多,但已等于给我们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桂林市旋转木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康说。

“有园区的投资孵化及国家政策的支持,园区企业发展很快。”杜江介绍,2019年,园区引进了掌握核心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智慧”企业近50家。如以新型绿色建筑材料及装配式建筑材料的研发及相关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桂林璞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当代艺术手段和有趣的体验方式展现,化理成景,的神奇科学殿堂——赛酷尔科技馆等企业。此外,还有致力于防护智能科技产品研发的桂林飞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研发了一款“人身安全智能防护带”的高端科技产品,预计每年将产生100万产值以上。这些企业已迅速成长为园区的代表性企业。

粟小群表示,园区内的微小企业可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及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焕发新的生机。“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税收政策辅导力度,共同为园区建设出谋划策,推进园区向精细化,高品质、高规格发展。”(朱珊、刘钰琪)


【视频】书写感人故事,扬州人陕北扶贫剪影

2017年,第二次苏陕协作正式启动。来自江苏省扬州市下属的八个市区数以百计的干部、医生、教师和农业专家,分赴陕西省榆林市下属的八个县区,开展支医、支教、支农扶贫,在陕北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2019行走黄河:”中国五千年历史,三千年是韩城人说了算”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千古史家司马迁的故乡,就在陕西韩城的黄河边。紧贴黄河一路行走的采访组,拜谒了司马迁祠——坐落于芝川镇东南山岗上,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司马迁铜像炯炯的目光好像正在穿透千年历史尘烟。

司马迁祠景区入口处,很有时代感。“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仝宗莉摄

韩城以司马迁为傲,韩城市宣传部副部长程涛就自豪地说,“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3000年韩城人说了算”,虽是玩笑,却也道出了司马迁的价值。由于史料残缺散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古代很多的历史真相已不得而知。幸而我们有《史记》,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向上大大延伸了信史的链条。

传说汉武帝曾在附近山下采得一枚灵芝,遂将此地陶渠水改名为芝水。穿过古香古色的芝秀桥,进入西汉太史公司马迁祠墓群,溯大石铺设的司马古道攀援而上,宽阔、蜿蜒且凹凸不平的石道,镌刻着历史的沧桑。

穿过几道山门,迎面撞上九十九级陡峭的台阶,路的尽头,“太史祠”赫然在目。古柏参天,碑石林立,从宋代到当今连绵不断,注目郭沫若题写的一块诗碑: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道尽地灵人杰之慨。

祠院后便是司马迁墓。其实,司马迁的《史记》杀青后,便不知所终,卒年、卒因皆不可考,墓穴又建于西晋时代,彼时他已亡故四百多年了,因此此墓疑为衣冠冢或空冢。大墓用青砖砌成圆型,周围嵌以八卦砖雕和金、清两代碑石。墓顶有一株古树,树干自然地分成了五枝,后人附会为“五子登科”——其实,这寓意与司马迁的追求相去太远。

司马迁祠碑石林立,内有司马迁坐像。“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仝宗莉摄

古建筑总是一肩挑着历史,一肩挑着现代

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历经宋、元、明、清多次修葺扩建,历史悠久,雄浑壮观,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司马迁直到今天,还在服务家乡百姓。2018年韩城接待游客多达1495.72万人次,综合收入65.98亿元,这里面少不了司马迁粉丝的贡献。

司马迁不是图书馆里坐出来的史学家,他用脚步丈量山河,到民间探访古今之变,为搜集史料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黄河边长大的司马迁深悉“水利”之要。传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那一年,归来途中遇到黄河瓠子口(在今濮阳县西南)决堤,年轻的司马迁还曾背着柴薪去堵决口。《史记·河渠书》写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告诫人们要趋水之利、避水之害——实际上就是“水利”一词的起源。

程涛说:“韩城人崇拜司马迁,从太史公身上学到的是坚持真理、忍辱负重的精神。”

站在台阶下,仰望司马迁祠。“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仝宗莉摄

刑余之人,为后人留下取之不竭的史学宝藏

司马迁坐像,长髯、红袍,手扶玉带,面目稍稍侧北。乡里认为,这象征着他至死都在盼望着李陵从北方归来,替他洗刷冤屈。

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与匈奴作战兵败被俘,汉朝要夷其三族。司马迁仗义为李陵说情,然牵扯到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便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汉律规定,两条路可免死刑,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官小家贫的司马迁不得不选择了后者。

“耻莫大于宫刑”,在司马迁心目中,这样活着比死去更为痛苦。忍辱苟活,只为《史记》还没编完。

浩浩史册,太史公的秉笔直书独步古今。他写尧舜两位古代帝王的禅让故事,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让不是帝王的项羽入本纪,不是诸侯的孔子入世家;借陈胜之口问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犯上的问题;他对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的深度思考;他认为匈奴、东越、南越等少数民族也是炎黄子孙……其民族观、阶级观、历史观,放在今天,也不失合理性和先进性。

走出司马迁祠,再看黄河滔滔,犹闻史家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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