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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行走黄河”:家住黄河滩,今天搬出来最好的时光

“家住黄河滩,我这七十多年一直在盖房。”

1943年生人,山东东平县的丁礼芹坐在新居沙发上,对采访组念叨起自己这辈子,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

他是被黄河逼的。

生活在耿山口村70载,一个紧邻黄河的滩区,老爷子一打出生就开始了与黄河的“拉锯战”。

四五岁时,一场大水让家里损失殆尽。“那时候,河道不到100米,家就建在河道旁边,房子地基全是土。”丁礼芹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大水一来就卷走了泥沙,房屋坍塌。”有两个场景让老爷子记忆很深:门前的两棵枣树被连根拔起,一下子就没了影;水面,是上游漂流下来不少的大树、建筑物,它们,被黄河裹挟前行。

同丁礼芹家一起被毁的,还有整个村落,“一下子都没了”。耿山口村,不得不撤出河道几百米。丁礼芹兄弟俩人,年幼就帮父母分担着重建家园的重任。肩背手提,运土筑台,过了好些年,新家的地基总算搭成。1958年,两间小屋建成,丁礼芹家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可没过几年,房子又被扒掉重建。

“周围的房子越建越高,一遇下雨,水就流进我们院里,家里成了灌区。”丁礼芹说。

拆了房屋垒地基,地基高了再复建,村里家家户户都曾这么“折腾”:出发点,是为了提高抵抗洪水的能力,但也带动了别的村民一起“折腾”。与之相伴,全村抗洪能力在提升。

直面黄河的状况也在改变。“上世纪六十年代,建完黄河大堤,生产队又组织大家建起生产堤。”丁礼芹说,村庄位于滩区,面向黄河,身前便是生产堤,身后便是黄河。生产堤,便是在黄河大堤之内约束黄河的二级堤。

“每家都有任务,一家建设一段堤,一人要挖几方土。”生产堤建成,抵御小水还行,但大水一来又会被毁,“此后连续修了十多年,每年加宽加厚加高,强堤固堤”。

堤防变好,丁礼芹的家也在改变。1980年,房子再次拆了重建。这次,则从纯土房变成了土石结构,“墙底垒石块,石块上面再砌土建房”。以前的纯土墙一泡就烂,极易坍塌,改建过后,御洪能力提升。

没两年,房屋接受了洪水的考验。

1982年,一场大水没过生产堤进村,100多户村民中,十多户房屋坍塌受损。丁礼芹家安然无恙,但大水退去,黄河泥沙沉积,村里到处都是淤泥,“没法出门”。

1985年,丁礼芹的大儿子结婚,3间房子越来越不够住。房屋不断加建,最后达到8间。1996年,老房子也被拆掉重建。原来5米宽的房间被拓展到10米宽,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这次,丁礼芹省了心,主要是儿子在完成。

原以为可以就此与建房告别,可天不遂人愿。2000年,100多米处的乡邻搬出滩区,丁礼芹买下了他的三间房屋,想着2003年退休后颐养天年。不想10多年后,厨房倒塌。年过七旬的丁礼芹不得不重回建房一线。令丁礼芹欣慰的是,与小时候相比,自己再也不用搬土筑台、亲自上阵,“掏钱就能请上人盖”,而几十年间,房屋建材也在不断演变:从纯土到土石结构,再到砖石结构,再到纯砖房。

丁礼芹和老伴在滩区最后一处住所合影留念的照片。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2015年5月,耿山口村被纳入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程。滩区搬迁,让丁礼芹再次踏上了搬家的征程。只是,以往搬家感觉“折腾”,这次他举双手赞成。

与丁礼芹一道的,还有全村2300多人。签订《搬迁协议书》那天,刚过零点就有村民在村委门口排队。到了早上,已排起二三百人的两排长队。全村783户一天内全部签完。

耿山口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邵泽阔介绍,村民搬入新房的费用按照各户旧村房屋价值,加上得到的奖励资金进行置换,不相等时多退少补。一般情况,村民只需补两三万元差价,甚至不需加钱,就能住进新家。

2017年7月15日,丁老一家从滩区老家耿山口村搬至现在的耿山口社区。如今,住在8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中央空调、天然气、热水设施全部入户,出门便是电梯,楼下有社区服务中心,食堂、超市、活动中心一应俱全。

76岁的丁礼芹满头黑发,侃侃而谈。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虽然只搬迁了五公里的路程,丁老却感慨完成了实现一生梦想的征程:“以前挣的钱几乎都盖房子了,现在是省钱又省心。如果还在滩区,哪怕有了钱,也建不了、不敢建这样的房子啊!”

搬出来的黄河滩区人,今天迎来了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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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人民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吴亚雄 实习生邱世杰)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座谈会暨新书发布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六十多位作家、诗歌评论家、文化学者及媒体代表出席会议。

林双川系新华社《半月谈》原主编,目前在中国雄安官网担任编委、顾问。《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是林双川深入雄安一年多体验生活过程中创作的诗集,共收录诗歌100余首,该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就诗歌如何“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展开热烈讨论。

出版座谈会现场(刘向阳 摄)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书面发言:“新时代呼唤文化工作者抒写新史诗,这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也是创作的方向。雄安故事也是中国故事,林双川深入雄安新区,写出一批反映雄安风貌、建设者、三县老百姓投身新区建设情怀的诗歌,值得肯定。”

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诗歌网顾问、《中华辞赋》总编辑闵凡路认为:“书写时代精神,讴歌人民创造,是当代诗人的历史使命。林双川的雄安诗即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是新华社记者,又是诗人,兼具记者眼光和诗人情怀。他的诗有激情,有韵味,有时代感,有烟火味,因而受到雄安人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好评。”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学与出版管理部主任、原《诗刊》编辑部主任杨志学认为:“作为第一部有关雄安新区的诗集是有划时代开创意义的。从诗歌史的角度,林双川的诗歌是对新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好传承和发扬光大,尤其对郭小川的抒情风格有很好的传承,讲究诗歌的音乐性和诵读性;从诗的风格看,林双川的诗属于雄放奔放的,用它来表达雄安非常合拍,如《中国,有个地方叫雄安》,既雄壮也优美,讲究古典诗歌的起承转合;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看,林双川的诗歌奏响了这个时代的强音,他的诗歌属于这个时代,把握了这个时代的脉动。他的诗歌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未来。”

林双川在座谈会上分享他的诗歌创作体会。一些与会嘉宾以及北京诗歌爱好者还朗诵了《中国,有个地方叫雄安》《雄安,请记住这个秋天》等诗歌作品。   

此外,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王树成;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解国记;《半月谈》常务副总编辑王运才;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中国作协会员、安新县作协主席阿民;中国微电影大典组委会副主席、著名词作家李勤等嘉宾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林双川诗集《我想做雄安的一棵树》

作者简介:

林双川,中国雄安官网编委、顾问。福建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记者,高级编辑,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半月谈》主编等。


“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开幕

  12月1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华炎黄书画院等承办的“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 开幕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京济两地书画家、艺术评论家及社会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展出的123幅作品集中展示了赵学伦近年来的艺术追求与探索精神,也展示了这位来自孔孟之乡在京艺术家的执着与情怀。我们不仅能看到祖国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自然圣境,也能看到画家本人的才情性貌,而这一切都透过笔墨表现得完美统一。无论是丈二巨幅山水,还是精致小画,抑或书法楹联、写生手稿,都给人以酣畅淋漓、挥洒自如的视觉享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济宁,素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著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著名的“东方圣地”。这里是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著名的汉碑、汉画集中地,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汉涛称赞,赵学伦是位从家乡走出来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多年来,他不忘初心,不断为家乡济宁建设“文化名城”贡献自己的才智,还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团队。“问道青山—赵学伦书画展”是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70周年献礼,同时也是孔子家乡山东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题体现。

  赵学伦早年拜书法名家为师,为求书画艺术的真谛,杖笈北上,遍求名校。赵学伦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方向,纵览古今,横越山川,遍行南北,从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汲取养料,把前人绘画中的精髓找准了,嚼透了,然后才去创作。他放任心灵,在诗文与画作中行走,释放着根深蒂固的性格与豪情。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洋现场观览后给予高度评价:山东作为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底蕴深厚,从学伦先生的画作中能够看得出,其意境、风格是从学养中来,书法的功底涵养了线条的飘逸,学养的丰厚支撑了写意精神的张扬,他从宋元中汲取传统,从近代大家黄宾虹先生的画风中汲取灵感,从常年的写生中舒展才情,再加上多年的教学相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记者李慧)


“2019行走黄河”:毛楼村,避水连台连接三代村官悲欢

“百年一改道”的黄河,下游河道摇摆不定,曾有过三次较大变迁。北宋之前,黄河和如今一样,流入渤海,路线虽不叠加,但方向一致。南宋至明清路线曾决溢南移,汇入黄海,甚至曾霸道地夺淮夺泗。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路线改为东北方向,至此,黄河的路径基本延续到现在。

从地图上看,黄河按照东北方向一路向渤海流去,但放大地图,却能看到河道呈齿轮状,东奔西突来回打滚。为了约束这条悬河,大堤也越修越宽,大堤内要给黄河留道,也给人留了过日子的滩区。

黄河滩区人多地少,虽然黄河就在枕边来回摆动,时时受淹,但耐不住这里有地种,有饭吃,滩区人民在这里一生活就是一百多年。

12月2日,采访团到毛楼村已是傍晚。图为夕阳下的险工地段,已成黄河湿地风景区,这是毛楼村建的听涛观澜亭。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90多岁“第一代”村官,打赢了解放战争,“治水,还得靠人家年轻人”

一百年,三代人。与山东接壤的河南范县辛庄乡毛楼村,这里有着三代“村官”,带领村民在黄河边生活,为了和黄河“和平相处”,都竭尽全力,因时代不同而悲欢迥异。

今年已经90多岁的赵俊梅老人,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老村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支前。在毛楼村,打听到她还健在,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十分惊喜,辗转从她儿子家找到邻村,终于在她女儿家找到老人。在黑暗中倚靠床头的她,思路还很清晰,还关心记者晚上住哪里,路好不好走……

人民日报行走黄河记者重逢20年前采访过的赵俊梅老人。

20年前人民日报社行走黄河采访组到毛楼村,就采访过这位老人。当年的报道写道:

1958年大洪水来时,恰是她生孩子第三天,水淹至床上,她抱着孩子涉水走避,结果孩子受了风,过了两天就死了,她也落下了关节炎。她惭愧地反复说:“我们没用,啥也没干好,治不住水,还得靠人家年轻人。我这么大岁数,年年搬家逃水……

《毛楼村志》中也有记载:“1958年,黄河花园口出现了22300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峰,毛楼村成为受灾地之一。当时毛楼村滩区水深4米,村内80%农户房屋倒塌。庄稼全部绝收。”1962年又一场洪水袭来,百姓择地搬迁,先后成了六个自然村。有民谣:“大毛楼,小毛楼,哩哩啦啦六毛楼。”道出了当时毛楼村支离破碎的景象。

20年前,人民日报采访组来到毛楼村时,70多岁的赵俊梅还很健谈,喃喃着说出许多中央领导的名字,让记者回北京给“带个好”。村民在侧忍笑说:“这些人是她在北京的老战友,都成了‘大干部’。当年部队上要带她走,她舍不下家,就安安心心地终生务农了。”她拉着记者不停地说:“治水还得要靠年轻人,这回踏实了,不用年年逃水,能死在自己家里了!”

赵俊梅的女儿一路送记者到门口。 “行走黄河”采访组 黄伟 摄

当年让赵俊梅感到可以“踏实死在家里”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有名的“避水连台”——听起来像某个武侠小说里的神功,那时的避水连台确实是一项神奇的创举。

75岁第二代村官,带着村民建“避水连台”,再也不用逃水了

75岁的老支书刘训江如今背着个“话匣子”扩音器,常常向人讲述毛楼村和黄河水的悲欢故事。筑避水连台,便是在他主政毛楼村时。当初“哩哩啦啦”的“六毛村”,戴上了“三靠”的帽子: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黄河水冲毁了大部分农田,人均只有半亩地,苦日子就像这滔滔的黄河水,没有尽头。

背着“话匣子”的刘训江,就爱和人聊避水连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1985年,为了让村民能多点地耕种,能人刘训江灵机一动,从县河务局借来一条吸泥船,从黄河里抽水到滩地上,淤出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水流走,把村南边的沼泽全部淤为平地,这样淤出了89亩滩地,复耕为田。

原是为了淤出新田想出的办法,后来发现新田可以将从前的孤立滩区的各个村组连成一片,抵御洪水。

河南河道宽,滩区广大,农民不愿离开河滩,各村组、甚至各户垫高宅基,称避水台。但孤台根本挡不住洪水。刘训江他们便有了“避水连台”的想法——从黄河主干道里抽出泥沙,淤积垫高靠近黄河的部分旧村址,填平户与户之间的坑坑洼洼,建一个超越黄河最高水位2米的连村台,使六个“小毛楼”村组连为一体。

刘训江四方奔走筹措到资金,1993年开干,1996年毛楼村终于建成一座50亩、高出地面5米的避水连台。1996年8月就来了场大洪水,别的孤台村落都被淹了,毛楼村的避水连台毫发未损。后来山东也纷纷效法。

当然,避水连台也有利有弊,水利专家就担心会挤占河道,加大行洪压力。但目前这还是很多滩区百姓安身立命之所。

51岁的第三代村官,操心的是“毛楼景区”能吸引多少游客

今天(12月2日),我们还遇到了毛楼村现任村支书、51岁的王振灼。一场采访,连接了三代村官。

眼下,王振灼和毛楼村的2063人在避水连台上“生活得好着咧”。

王振灼和他承包种植的苹果。王振灼供图

王振灼的个人生活也因为避水连台发生了转机。搬上连台前,村里穷,分粮食都不用称,一人一个茶缸舀一下就分完了。更郁闷的是,因为穷,说不上媳妇,王振灼26岁了都还没结婚,后来搬上连台后也说上媳妇了,“只能找丑媳妇呗。能有个媳妇就不错了。”王振灼的贫嘴,引得大家大笑。因此,当时也有个俗语:“宁往西搬一千(里),也不往东搬一砖。”因为东边就是黄河。

当年说不上媳妇的“六毛村”,已换了天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泓冰 摄

这些年,毛楼村的避水连台没发生大的变化,但黄河的防汛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范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黄委会实行调水调沙前,黄河主干道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时,黄河就漫滩了,王振灼也说,“以前几乎每年都上水(漫滩)”,现在,流量达到4500到6000立方米每秒时,黄河水都出不了主槽,也威胁不到滩区的避水连台。

除了调水调沙,险工和控导也是两大功臣。控导工程筑在滩里面,用来控制河势、保护滩区,防止黄河横流。在范县这一段,水势达到5000立方米每秒时可撤守;险工则建造在大堤上,用来保护大堤、严防死守,几乎是滩区居民最后一道防线。

避水连台上的村民家,大门口距离河水直线距离只有四五十米,高低落差一两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不怕黄河水势漫涨上来时直接冲进家门吗?

由于黄河东西滚动,原先大堤两侧逐渐被黄河水掏空,变成一个洼地,县河务局进行的淤背工程,和1985年实行的淤地复耕异曲同工,都是从主河槽中抽调黄河水,将掏空的洼地填平,因此新获了更多土地,如今都种上了红叶石楠,可以护堤,又有很高的经济效益。由于整体地势变平稳,虽然大堤库容小了,但黄河通过起来变得顺畅。

一群麻雀飞过静谧的乡村。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黄伟 摄

和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乡土中国村落一样,毛楼村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走在村子里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王振灼说,村子里的年轻人农忙时都会回来帮忙,农闲则出去打工。有很多土地闲置了下来,他便组织村民发展集体经济,拿出1000亩土地流转承包出去,800亩种苹果,200亩种上了草莓。村子里的人均收入也达到了17000元。

现在,王振灼不担心自己的儿子说不上媳妇,他操心的是,怎么能为毛楼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量——这里已经是范县黄河省级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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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口到安澜:一部武陟志,半部治黄史

“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 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这副出自清康熙皇帝的对联,采访组曾经多次在“行走黄河”途中听人提及,颇有些触目惊心,一语道破河运与国运的关系。11月28日,记者在黄河北岸的焦作市武陟县,见到了这副悬挂在嘉应观的对联“真身”。

从这里望向南岸,便是郑州桃花峪——万里黄河的中下游分界处,也是近八百里悬河的起点。黄河从此摆脱最后一处山地的束缚,开始在广袤平原地带“流窜”,“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南下北上,夺淮夺泗,历史上黄河决口超过1590次,改道26次。

武陟人频频念叨,“一部武陟志,半部治黄史”。

武陟县历史上饱受黄河水患。据粗略统计,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口有115次发生在武陟境内。

嘉应观,是一座“镇压”黄龙的皇家“龙王庙”。它坐落在武陟县城东南13公里处,气势宏伟、庄严神秘,静静矗立了将近300年,从清代的手足无措,到新中国的安澜之举,见证着治黄的败与成……

清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武陟县境内,黄河四处决口。洪水淹没新乡、彰德(今安阳)、卫辉,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畿津门,危害华北,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雍正继位前就曾亲临此地参加固堤,继位后,武陟决口堵复。虽库银有限,但为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雍正仍不惜斥巨资建造了嘉应观,并赐御制匾额。

此后,清代治理黄河的最高指挥机构——河道衙署,便坐落在了嘉应观。如今,这处仿北京故宫建造,集宫、庙、衙署三体合一的建筑群,居全国现存诸河神庙之冠。

走进嘉应观,酷似皇冠的御碑亭分外醒目,透着皇家气息。

嘉应观御碑亭。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亭内,雍正御笔书丹的三龙绕御制铁胎铜面碑,有雍正书、文、印的真迹,是反映清代治理黄河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铜碑两侧面各有一裂缝,从而窥见这碑的外面包的是铜,里面却是铁胎。据嘉应观景区管理局党支部书记翟嵩峰介绍,铜和铁熔点不同,凝固点不同,现代技术都不易合铸。

三龙绕御制铁胎铜面碑,一条怒目圆睁的龙被镇在碑下。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观中还有一处“无尘殿”,让人惊奇。工作人员介绍,1723年至今,近三百年中大殿内从不用打扫,不沾灰尘,不结蛛网,少有飞鸟。原来,“大殿顶棚彩绘全部绘制于香樟木之上,这种木头本身会散发奇特的香味,飞鸟和蜘蛛对这种香味十分敏感而不敢靠近。而不沾灰尘的缘故至今仍是个谜,令人无法破解。”

为治河而修,自然少不得要敬大禹——禹王阁。从此阁的西侧,一条小路通向一座清幽院落,那就是现代“禹王”的出没之所了——南北相对两排房舍,苏联建筑风格:大窗宽敞明亮,屋顶有山窗通风。

此院建于1950年,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治理黄河指挥部旧址。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首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苏联专家布可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冯景兰,都曾在这个小院落里商讨指挥治黄方略。

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办公室旧址。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离嘉应观不远,就是毛泽东亲临过的引黄所用的人民胜利渠——1951年3月开工修建,1952年4月举行开闸放水典礼,同年10月31日,毛主席亲临灌区考察,并亲手摇开了渠首一孔闸门,滔滔黄河水奔流入总干渠。

如今,这座揭开利用黄河下游水资源序幕的大型引黄灌溉工程,仍在默默奉献。

在武陟县的走访,果然像是匆匆翻阅了“半部治黄史”……

人民胜利渠渠首闸。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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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行走黄河”:手握黄河泥,丹炻匠人底气十足

黄河从南北走向的秦晋大峡谷穿流而来,在风陵渡右拐,汇入一片丘陵地带,穿过伊洛平原这条走廊,终于要和黄土高原作别,进入华北平原了。

黄河中下游分界点——桃花峪。“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位于郑州西北方向的桃花峪是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分界点。站在邙山的尾巴上远眺黄河,虽是一马平川,但却对它的前路有些担忧,从脚下往前便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进入平原后,落差变小,泥沙常年堆积,河床不断抬高,尤其是下游一百公里处的开封市,黄河比地面高出了二十多米。

一路上,提到黄河的泥沙,采访的气氛就变得沉重。尤其是在河南,一名河南省发改委的干部曾说,历史上河南曾多次受灾,老百姓提到黄河都有心理阴影了。但是在桃花峪下游30公里处,黄河边有个固城村,村里有个老爷子叫赵承祥,提到黄河、看到黄河泥却是满心的欢喜,原来,他有门家传的手艺,就是用这黄河泥做丹炻。

丹炻是什么?其实丹炻也是一种古陶技艺,因为特殊的制作工艺,使它看起来亦陶亦瓷,如铁之质,似玉之润。它由何人所创、源于何时,在固城已无史可确证,在这一带,目前只有赵承祥一人在做。现在丹炻是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赵承祥自己制作和日常使用的茶杯。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前磊摄

“大师”住在一处过渡房内。同行的郑州市惠济区文化馆馆长李青告诉记者,赵承祥原先有一处一亩二分地的作坊被拆除了,现在他和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过渡区的3间房里。

房门口是刚从黄河边运回来的制作丹炻的原材料。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进门第一间是他的接待室,一张茶桌一字排开丹炻工艺制成的一应茶具。四五台柜子里摆满了小物件儿,都是赵承祥精挑细选的得意之作。供人站立的空间有限,采访组一行到来后,甚至都有些站不开了。

柜子上摆满了赵承祥制作的成品和半成品。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李前磊摄

赵承祥日常工作案板。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以往赵家的丹炻工艺都是口口相传,师徒、父子间手把手教。赵承祥试着把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并取名《丹炻录》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季觉苏摄

架上拍摄机器、带上话筒,赵承祥正襟危坐,有些紧张地开始自报家门。采访进行了几分钟后,他连连摆手,“哎呀不行不行,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只会做,不会说。”

面对镜头的赵承祥有些拘谨,生怕说得不准确,还拿出了日常记录的笔记。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季觉苏摄

采访至一半,赵承祥便脱掉外套,撸起袖子,把我们引到第二间屋子,现场给我们展示制作丹炻的过程。

“行动派”赵承祥在屋子角落阴凉处掀开一层蒙布,就像揉完了面需要醒一下,蒙布下面是一堆正在“睡觉”的黄河泥土。

赵承祥切下了一块泥土,按一按软硬,拈一拈湿润度,说,“可以”,便在旁边的“砧板”上开始“揉面”。对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外行人来说,那情形和揉面没什么两样,揉搓两下还会撒点干泥粉,让泥团表面没那么湿润。

“只要手摸上泥土,心里就有底了。” 开始干活的赵承祥变得乐呵呵。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取出适量一小团泥,赵承祥就在转盘上开始“炫技”,从茶壶到茶杯、从小碗到碟子、从翻口到收口,全在赵承祥手掌之间,变化之快就和变魔术一样。

赵承祥手底下的花样就像变魔术一样层出不穷。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几套流程下来,赵承祥已是满头大汗。这些只是丹炻技术的皮毛,对于赵承祥来说,是童子功。赵承祥祖上是这一带有名的丹炻匠人世家,从记事起,他就跟随父亲“玩”泥,对每块泥做什么用,拿手一摸就知道。

赵承祥“吃饭”的工具。 “行走黄河”采访组记者 姜峰摄

赵承祥30岁接过“家族企业”的接力棒后,开始带领匠工们,对传统的丹炻技术进行改造,调配烧制泥料。窑变技术是制作工艺的关键,赵承祥把固城窑的内部结构在传统的柴窑基础上作了改造,提高了窑变的可控性。烧制出来的作品具有金属、油脂的光泽。

现在赵承祥最发愁的是他的那些宝贝们没有好的储存空间。“丹炻对于储存空间的温度、湿度、光照都有特殊要求,现在这个临时居所还达不到。”赵承祥说,接下来他要赶紧给他的作坊找个新地方。

传统技艺常常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令赵承祥欣慰的是,他儿子两年前辞去了汽修工的工作,回到家和他一起学丹炻工艺:“他现在盘打、拉坯、打磨、抛光做得还行,唯独窑变还差着远咧。”老爷子笑着说。

老爷子说什么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只说自己的几个兄弟都已经“挂在墙上了”。老爷子说,不去想着生命这些事,一心只想着把丹炻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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